离开基层信访办后，我解脱了丨人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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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基层信访办后，我解脱了丨人间

From 王一人间theLivings 2019-04-05

大家私下都说：“王一干调解的第一天就给自己整了个包袱，给人家当儿子去了，真是好同志，好人呐！”其实言外之意就是：此人是个大傻X。

配图 |《人民的名义》剧照

第一次见白老哥时，他抽着水烟筒，喷云吐雾地对我说：“综治信访工作，会干的待不长，不会干的净添乱。小兄弟，早点走才是出路。”

刚开始我不明白，总以为他是在讽刺我，后来，到我离开乡政府时，他又说了一次，语调还和那时一样，带着不甘和苦涩，我这才明白，其实白老哥和我都错了，干这份工作，我们只是自以为是的耕牛，到最后，都不过沦落个一无所得、供人嬉笑的下场。

2010年秋，我大学毕业，成为一名普通的乡镇科员。

当时乡里共有33个公务员编制，领导占11个，50岁上下的老同志占7个，村社区照顾政策选来的占了2个，再加上派出所、财政所占的编制，行政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也就8个人。

当时喝酒成风，我因在乡党委书记的迎新酒局上落了个“偷奸耍滑，装醉离场”的名声，党委书记便把我踢出了原本考录的党政办岗位，定岗为乡综治维稳专干兼武装干事。

令我稍感宽慰的是，2009年乡政府搬进了新办公楼，是一大一小各4层的四合院风格建筑。所以在我到岗时，一切都是崭新的，晃荡在综治办和武装办办公室间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感觉也挺不错。

我的分管领导是乡政法委书记。第一次见他时，他就对我说：“综治信访虽然是两块牌子，但工作性质是一样的，你初来乍到，没有经验，一切工作都听他安排。”说着，指了指白老哥。武装部长也在一旁，大咧咧地拍着我的肩膀，“有缘相识就是兄弟，武装这块事不多，平常就在综治办待着吧，有事会叫你的。”

白老哥虽姓白，脸膛却是黝黑的，一对浓密的眉毛呈一字形，只是鼻子扁厚，眼睛不够大，嘴唇又薄，威武之气被冲淡了不少。他身形微胖，冬春喜欢穿夹克，春夏穿衬衫，不论何时，脚上都是一双皮鞋，走起路来一歪一扭、慢条斯理，像极了下河前的鸭子。大家都说白老哥待人接物老道，从不说人是非或打小报告，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在职工圈中很有威信。

听到政法委书记的指示后，白老哥乐开了怀，我前脚刚一到综治办，后脚他就把综治信访的年度考核材料的准备工作交给了我，“熟悉工作最快的方法就是从准备材料入手。”

白老哥又嘱咐我：“身在这个岗位，矛盾演化为上访事件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，所以，只要村社区打电话求支援，我们就要主动上门调解。”

“那隔壁司法所的同志也参加调解吗？”我问白老哥。

他苦笑着说：“干了十几年信访工作，还没见过群众到司法所上访的。而且，司法所是县司法局直管，乡维稳出了问题，上面只会问责综治、信访的人员。”

所以，从那往后的几年，矛盾纠纷调解和处理通常就只有白老哥和我两个人，若遇到50人以上的重大矛盾纠纷，政法委书记和司法所的人才会参与进来。

2010年国庆节收假后，我的第一场调解工作不期而至。

这是一起赡养纠纷，当事人一方是个衣服破旧的老太太，另一方是老太太的大儿子、二儿子和三儿媳。

老太太两口子将3个儿子养大后，分别给大儿子和二儿子买了宅基地盖房，老房子则翻新给了小儿子。原本两位老人是和小儿子住一起的，但去年老太太的丈夫去世，老太太又生了病，花了不少钱，小儿子就要求大哥二哥共同承担些费用。但老大、老二却提出老房子的面积比他们家都大，所以费用的大头就该小儿子出。小儿子辩解称，平时自己还要养着老人，宅基地大点是应该的，但这些大费用应该平摊。

吵来吵去，老太太为家庭条件较差的二儿子说了话，小儿子一怒之下就把自己的老母亲赶出了家。老太太要住到大儿子、二儿子家里，结果两个儿子都不让，最后老太太只能住到地里的破田房去了。

老太太越想越气，向村上提出了纠纷调解。

听闻，我也心头火起，白老哥则依旧微笑，眼神里透着见惯不怪的神色。

一开始，白老哥就试图从亲情和道德方面说服他们，可三儿媳一直嚷嚷着，说尽管老太太常胳膊肘往外拐，把家里吃的用的都往老大老二那里送，可他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养着老太太。自从父亲出事后，三儿子家垫了不少钱，要求平摊时，可老大老二不仅拒绝，还怂恿老太太把家里闹得不安生——“日子是没法过了，往后养老太太的钱老大老二家出多少，我们就出多少！”

老大老二一听，也怒气冲冲地嚷嚷起来。3人坐在椅子上口水四溅，乱成一团，老太太则用手掩面，低声哭泣。

眼看场面混乱，白老哥赶忙安抚道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不要这么斤斤计较。老人是要养的，住哪家，其他每家每月给多少钱，发生大额费用时各家承担多少，都是可以商量的嘛。”

但两个小时过去了，老大老二还是死咬老房子被小儿子继承，他们不养老人。三儿媳也坚持不让老太太住家里，他们只愿意出钱。老太太就一直两眼通红地坐在一旁，一言不发。

看着白老哥说得口干舌燥却毫无进展，我心头的火越燃越旺，就接过话头，告诫他们，不赡养老人是违法行为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就上法庭，让法律强制执行。

白老哥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喝了口茶。

我继续向他们讲法律条款、案例，白老哥出门接了个电话，几分钟后，推开门说：“小王啊，乡上有点急事要我回去办下，你年轻人主意多、思想活，这个调解就交给你吧。”

我一口接了下来。哪知白老哥走后，三家人又开始相互推诿起来，最后都对我说，他们不想调解了，不怕上法院，说着就要走。我拦在门口，村治保主任和小组长赶忙将我拉开，说不能拦，调解不成就算了。我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既然要上法院，那你们就等着。”

我转过身，塞给老太太100块钱，并把手机号码给了她，承诺帮她走法律程序。

直到骑自行车回乡的路上，我的思路才慢慢清晰起来。想到白老哥走后，村治保主任、小组长就像看戏一样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声嘶力竭，自己还像个傻帽一样，冲动地承诺要帮老太太上法院，不免有些后悔，头疼不已。

第二天，我向白老哥报告情况，白老哥叹了口气：“小兄弟，如果每件调解都搞到不得不上法院，那还要调解做啥子哟。而且，我们也没时间和能力帮人打官司。”

我心里打了退堂鼓，懊恼地问白老哥：“那是不是可以不管了？”

白老哥吸了口水烟筒，口吐白雾说：“老太太来找你，就把她引到司法所去。如果司法所走不通，出了问题，也不关我们信访、综治维稳的事，就算有，我们也是次要责任人。”

我按白老哥的方法，不主动过问此事，过了3天，老太太果然来乡上找我了。

我把老太太领到司法所，将情况告诉负责接访的小李，并说：“老太太要走司法程序，今天她来乡上，我就把她带过来了。”

小李向司法所长汇报情况，几分钟后，他回到办公室，皱着眉头对老太太说：“乡司法所只负责调解，如果要走法律程序，得到邻镇法庭或县法院递交起诉状，我们这管不了。”

老太太边哭边唯唯诺诺地说，自己不识字，也没钱。

“那就调解吧。”小李将老太太儿子们的电话记下，一一打电话预约了时间。放下电话后，小李点了根烟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还是司法所的招牌好使，让他们来，他们也没找什么借口。”

我笑着附和：“那是那是，多亏你了。”

老太太抹去眼泪，脸上又有了些神采，她回去的时候，我又塞给她100块钱。

两天后，司法所主持调解，结果还是一样，3个儿子拒绝赡养老人。

之后，老太太隔三差五就到乡上找我，说我答应过她，必须要帮她解决问题。老太太经常来我办公室，一坐就是一天，边哭边说她可怜，没钱吃饭，也没地方住，我也不胜其烦。但看她实在可怜，也只能在她每次来乡政府时，去食堂打些饭菜，用一次性餐盒装着给她带回去，每个月还会给她几次钱，每次都是100元。

因为这件事，我成了乡上的笑话。

我知道，大家私下都说：“王一干调解的第一天就给自己整了个包袱，给人家当儿子去了，真是好同志，好人呐！”其实言外之意就是：此人是个大傻X。

每次老太太来办公室，白老哥总是找理由外出办事，还不忘催促我：“让你甩掉包袱你就是不听，现在闹成笑话了，若处理不好，你往后的路还怎么走？”

我决心要尽快处理掉这件事。

于是，我找小李要了民事起诉状的模板，向老太太详细询问了情况，写好起诉状，又自费坐班车到邻镇，将起诉状交到邻镇法庭。

法庭收起诉状的是个姓孙的姑娘，我向她要了联系方式，恳请她向上反映，尽快受理这个案子，她撇撇嘴说：“现在案子都积了几十件了，最快也得一个月后。”

这一个月里，我频繁打电话给孙姑娘询问案件进度，一开始，孙姑娘还算客气，后来，一看是我的手机号干脆就不接了，到了最后，她直接不耐烦地说：“王哥，能开庭的时候我会提前告诉你的。”

可一个月过去了，老太太的案子却还是没个眉目。

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冲我笑，尤其是和我一起进乡政府工作的亚尼，总是挤眉弄眼地说：“王一，还要打饭给老太太送去吗，替我向她问声好……”

那段时间，白老哥提醒我注意前程的话，在我脑海里闪现得愈发频繁。我愤怒、委屈、不安，但在人前还得假装气定神闲——真他妈受够了！我心里想，决定下番狠功夫。

我先是请乡司法所的人吃了饭，在酒桌上谈天说地，一杯接着一杯；过了几天，又麻烦乡司法所的所长牵桥搭线，请邻镇法庭的人吃饭。去邻镇请镇法庭人吃饭那天，我请了乡司法所的全体职工，共3人（1个编外）作陪。镇法庭也很给面子，包括庭长在内5名干部全都到齐了。席间还是老规矩，不谈事，只谈天说地，吃菜喝酒。喝到兴头上，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提议去唱K。

唱歌中场，我偷偷跟庭长说带了点特产，庭长指了指镇法庭负责办公室事务的王审判员，示意我跟他说。于是我把王审判员拉出包厢，到了镇政府停车场，从我车的后备箱拿出用黑色塑料袋包好的5盒蜂蜜、5条烟、10瓶金装白酒放进了镇法庭车的后备厢。

K歌结束后，我又把一个装了4条烟的塑料袋递给庭长，说道：“一点家乡的茶叶，想给您单独品尝，还望不要嫌弃。”庭长笑呵呵地收下了。

没过几天，镇法庭的孙姑娘就给我打来电话，热情地说：“王哥，案件已经受理了。”

得知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，白老哥对我刮目相看起来：“小兄弟，有能耐的嘛。”原本看我笑话的乡上同事，见到我也终于不再嬉皮笑脸了。3个月后，镇法庭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。

这期间，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动。

因亚尼把党政办的工作干得一塌糊涂，被踢了出去，于是，我又被踢回了党政办，工作内容除了原本的，又多了党政办、宣传专干的内容，压力很大。

很快，镇法庭判决，老太太的3个儿子以3个月为限轮流照顾老人，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。拿着判决结果，老人的儿子们不服，专程来告诉我要上诉，不过最终他们只是口头说说。

几天后，判决生效了。老太太又来乡上找我，抹着眼泪说这3个坏东西依然不赡养她。我照旧给她买饭吃：“再忍忍，马上就好了。”

开春的时候，我找到邻镇法庭的人帮忙，申请强制执行，冻结老太太3个儿子的银行账户。老太太的3个儿子来乡上找我，骂我多管闲事，我呵斥道：“违法犯罪的人也有脸辱骂国家工作人员？”并假装打电话给派出所，其实就是打给和我关系较铁的李警员，请他来维稳办转一转。一见警察，老太太的3个儿子灰溜溜地都走了。

我看时机成熟，便邀请白老哥和司法所的小李，与村上定了时间，以调解的名义召集了老太太的3个儿子。调解当天，我还特地邀请了村委会支书、主任和村两委班子的成员。当着众人面，我告诉他们，强制执行已经生效，下一步就要以“遗弃罪”送他们进号子——“今天我邀请村干部们参加，就是要他们见证，我王一说一不二。”

说完，我建议白老哥直接走人。白老哥一愣，说这不才刚开始，我笑了：“法庭都宣判了还用调解吗？”

第二天下午，老太太又来找我，说儿子们已经答应赡养她，求我高抬贵手，不要再收拾他们了。我宽慰老太太：“回去好好生活吧，如果他们以后不照顾你，再来找我。”

这事了结后，我算了一笔账：请客送礼花了大概5000多元，给老太太了将近2000元，7000多元，几乎是我当时3个月的工资。我痛定思痛，决计以后一定要更加沉稳，不再当冤大头。

当然，老太太事件后，各村组干部都在传，这个王一惹不起，整人是要把人往号子里弄的。乡上的同事们也开始和我套近乎，绝口不提之前对我的评价。

有了这样的名声，搞调解工作就顺利多了。我和白老哥改变了以往反复强调的“乡里乡亲、亲里亲戚要以和为贵”的陈腔滥调，形成了新的调解机制：先找当事双方分别了解情况，再合计找突破点，需要相关法律知识支撑的，就收集相关案例知识；需要相关证据的，就要村组或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明。总之，谋而后动，理据坐实了再开展调解。

尽管调解事业顺遂，但有一个人，我和白老哥是不敢碰的。此人名叫周武，40多岁，有轻度精神病史。

平日里，周武总是披着一件破大衣，顶着花白凌乱的头发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踩着一双沾满黄土的皮鞋在集市里转悠。路过包子摊时，随手就顺走个包子或者一袋豆浆，摊主看他可怜，也不拦着。他经常捡垃圾卖钱，有时候还会躺在街道上伸手向行人讨钱，晚上肚子饿了，就蹲在餐馆门口，等着老板施舍些残羹。

每周，周武都会来信访办两次，每次都会打开他那个脏兮兮的塑料袋，攥着一叠泛黄的纸，神情激动——周武认为自己的不公，源于80年代末乡上修电站时，他没能享受上政策，成为电站的职工。

当年修电站时，占了周武家所在小组的大片集体林地，电站便与小组达成协议，一是按每户的户籍人口进行经济补偿，二是可以有1名户口在本地的青年劳动力进入电站工作，成为职工。当时，周武因读中专而迁出了户口，结果经济补偿和工作安置都没有享受到，自此有了心结。

后来，他中专毕业后成了工人，谁知竟在2000年下了岗，老婆跑了，女儿们也和他疏远了。他气不过，便翻出20多年前的旧账，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路。最后，在年复一年的困顿中发了疯。

在我看来，周武的病情其实并不严重，除了说话语无伦次了些，坐在椅子上时而大声、时而小声不停地自言自语外，也没什么大的毛病，从没见过他歇斯底里，更不会破坏什么东西。

在我没被踢回党政办前，每到周武来上访的日子，我和白老哥都会给他倒杯水，便继续忙各自的事去了。被踢回党政办后，那边的工作就让一个编外人员守着。

我也问过白老哥，之前有没有联系过电站进行调解，白老哥说：“问了，但电站当时政策就是那样，周武怎么都不符合嘛！而且是20多年前的事，现在翻出来根本没有意义。”

周武再来信访的时候，中午就睡在乡政府墙角的草地上，午饭和晚饭时段就在乡政府食堂附近溜达。乡上的女职工看到他都会绕开走，实在绕不开，也都避得远远的。保安大哥不敢动手，只口头驱赶过几次：“精神病伤了人可不负责，大家还是离他远点吧。”

再后来，乡上也都不怎么管了。偶尔，我会在周武来信访时去食堂给他带两个包子。白老哥知道后，又说：“越给他越来，他来了你不烦吗？”

我笑呵呵地说：“关照下可怜人是应该的。”

因为我们做得还不错，乡上连续两年综治维稳工作都排了全县第一，我和白老哥也连续两年获得了县委县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。白老哥的证书上写的是“年度信访工作先进个人”，我的写的是“年度综治维稳工作先进个人”。

到了2013年年初，连同宣传、信息、党政办等工作获得的荣誉，我一共有5本荣誉证书，我志得意满，以为这样干下去，3年一满，我定能得到提拔。

只是，也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，乡政法委书记和副乡长的矛盾也日益明显，让我不得不小心应对。

我初到乡上时，政法委书记刚39岁，经常往县上跑，回乡后也都是围着书记乡长转，虽是我的分管领导，但很少关心我负责的调解维稳工作。

按白老哥那时候的说法，政法委书记已经在乡上干了8年，从党政办副主任一路干到乡政法委书记，现在是为前程着急了。现任乡党委副书记已近50岁，没几年就该让位了，政法委书记正是瞄准了这一岗位，认为只要自己好好活动，早几年干上副书记，趁年纪没满还能再提一次。

可没多久，乡上就新来了位副乡长，属县团委干部空降，只有26岁，政法委书记这才感到了空前的竞争压力。

副乡长分管党政办，也是我的分管领导。平时总安排一堆诸如布置会场、更新宣传栏、写材料之类的杂事给我。在接待工作方面，他和副乡长也“配合默契”，完美地挤占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，总让我像一只永远走不到目的地的拉磨驴一样，双眼摸黑地一直被剥削。

所以，当政法委书记找我，要我盯住副乡长、一有纰漏就向他汇报时，我当即就答应了。乡政法委书记还拍着我的肩：“都是自己人，不会亏待你的，好好干。”

和政法委书记一样，副乡长的目标也很明确，就是尽快成为乡党委副书记，坐上乡里的第4把交椅，所以他干什么都热火朝天，完全不考虑下属的生活。而且，他总认为自己的魅力能吸引一批年轻人跟着他——比如我。

为了避免得罪副乡长，有天，我私底下跟副乡长说：“政法委x书记很关注你啊。”他微笑着看着我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老同志就喜欢有干劲的年轻人。”我知道他没明白，只好附和地笑笑。

没想到第二天晚饭后，副乡长找到我，一见面就低声问：“x书记叫你报告我的动向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加了句：“你得提防着。”副乡长冷笑道：“那你继续报告我的动向，不要让他起了疑心。”我说好的。

当然我心里明白，副乡长将不再信任我，会提防着我了，但是，比起事情败露被副乡长记恨，这是我最好的选择。

从那之后，副乡长会故意让我参与一些私密的事。

比如春节前送礼，他都是拉着我一道去村上买公鸡，然后让我开着乡上水管站的皮卡车，拉着十几只用编织袋单独装好的鸡，随他到县城送礼。之后，我把事情告诉政法委书记，政法委书记就让我负责，帮他到产蜂蜜的乡小组买40斤上好的冬蜂蜜，送去县城。

一次，副乡长带回来3套精美的茶具，又叫我和他一道把茶具摆到乡书记、乡长、人大主席的宿舍里。当天，我向政法委书记汇报后，第二天政法委书记就让我给3位正科级领导的宿舍里各放了两瓶飞天茅台。

从2011年到2013年，两人送礼如比赛一般，都卯足了劲。我夹在两人中间，只能装傻。

副乡长知道政法委书记在和他竞争送礼，他问我时，我就将政法委书记送礼的数目砍掉一半，虚虚实实，让副乡长暗地里矮上政法委书记一头。我还糊弄副乡长说，每次他送礼的价值我都是砍了一半告诉政法委书记的，所以，“他送的礼只比你的一半多一点”。副乡长高兴地拍着我的背说：“兄弟，往后我一定会提拔你。”我心说，信了你，我就是真笨了。

暗地里，我是真心期待着政法委书记送的礼会生效，也期待着副乡长工作上会出现纰漏。

2012年7月，乡司法所来了个新人，名叫王清，和我同岁，圆脸大眼，长得很漂亮，声音也温柔动听。我被王清吸引，到隔壁司法所请教工作事务也频繁了起来。

可是，盯上王清的人不止我一个，没结婚的副乡长也忽然开始热心于司法行政方面的工作了，有事没事就到司法所转一转，常常和王清聊得不亦乐乎。

一开始，副乡长总找理由安排王清去参加接待，但王清却只吃饭不喝酒，去KTV时，还断然拒绝了领导们的跳舞邀请，十几分钟就离场了。

很快，王清的行为就触怒了领导。副乡长也对王清很气恼，是他让王清参加活动的，王清折了领导们的脸面，自己难辞其咎；况且自己已经放下身架去讨好她了，想不到王清竟然还是水火不进——副乡长邀请她打篮球、吃饭、唱K，都被她拒绝了。副乡长自认为自己是不同的，却被王清一视同仁，一来二去，便对王清冷淡了不少。

我把这些看在眼里，追求王清的心火变得愈加旺盛起来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政法委书记却忽然开始关心起调解维稳的工作了。

政法委书记常有事没事就带着白老哥和王清，撇下我下村调解。山区道路狭窄颠簸，同一个村的组与组之间最短也有七八公里，王清一个姑娘家，每次下村回来，都是一脸惨白。

我听白老哥说，政法委书记和王清聊得很欢。我心里暗骂，嘴里却装作不在意地说：“白老哥，你提醒下书记注意影响嘛！”白老哥哈哈一笑：“鬼才去触那个霉头。”

王清只坚持了3个月，就鼓起勇气，找副乡长诉苦去了，希望他能向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反映一下，让自己少下点村。副乡长随即向上打了小报告，说一个老爷们，成天让一个小姑娘家陪他跑村上，还搞些危险系数很高的调解工作，万一出个问题，不是给乡党委书记、给乡长添乱吗？而且，一些流言蜚语也是很影响乡里形象的。

政法委书记听到消息后，还没等领导找他谈话就主动出击，在一次乡班子会议上，不指名道姓地批评道：“有的领导，仗着自己的身份，偷奸耍滑，工作时间到女职工办公室谈天说地，影响极其恶劣，希望有的同志认真反省……”副乡长面色通红，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。

没多久，政法委书记的媳妇就专程请假从县城过来了，到乡上住了几天。晚上，宿舍区传出吵架声，第二天上班时，政法委书记的脸上就多了个创口贴。一连几天，政法委书记的宿舍都传出争吵声，脸上创可贴的数量也增加了。

之后，政法委书记索性请了一周的假，回了县城。再回来后，政法委书记恢复了以往只坐办公室、不过问调解维稳工作的状态，并刻意回避了王清。

副乡长则一脸得意，私下里对我说：“还想让我出丑？我一个电话，就能把他弄得身败名裂。”说罢，他紧盯着我眼睛，一脸冷色。我假装关心道：“一旦他们夫妻和解，他老婆肯定会告诉他是你报信的。”副乡长不屑地说：“我就是要他明白，我是不好惹的。”

王清对副乡长心怀感激，时不时就会到他办公室坐坐，可到了这个时候，领导们都认为她是红颜祸水，搞不好会惹得一身是非，耽搁了前途，副乡长也深以为然，常常王清一到他的办公室，就找事由外出。

大概十几次之后，王清终于知难而退了。

面对乡上的非议，王清继续保持着很小的社交圈，不喝酒、不打牌、不唱K，业余时间就在集镇上散散步、或者在宿舍看书，一副知识女性的做派。数月后，流言蜚语也就散去了。

有阵子，王清喜欢到乡中心小学打乒乓球，我知道后也火速跟进。

那时我有种自信，觉得王清这座高冷堡垒只会被我攻克。只是那些日子，通常乒乓球打得正酣，手机就响了，大多都是副乡长的遥控指挥，要我订个KTV的大包间、通知女职工都参与接待工作之类。

每周末从县城返乡，我都会给王清带些水果，工作上我也积极地支持她，报道她到学校、社区的普法工作，还多次组织站所在节日时到集镇中心搞宣传活动——我竭力把自己强势、能来事、会干事的一面展示给王清看。

我做的这些，她也照单全收，常常对我说感激的话。只是每当我邀请她去吃饭或是散步时，她依旧是拒绝的。一月又一月，我也终于渐渐清醒，王清是真的不喜欢自己。

到了2013年10月，我到乡上已经3年多了，前程依旧没什么起色，爱情也是饱受痛苦。自2013年年初以来，县安监局、卫生局、工信局等办公室主任都发来邀请，想调我进县直单位，但我不愿意3年的付出白白浪费掉，决定再等等。

但随着私下拒绝单位的增加，我却愈发心浮气躁。我知道，自己这是在不停地断后路，如果最后不能在乡上被提拔，我将会成为一个亲手把自己困在乡上的傻X。

祸不单行，10月末的一个周五，我回到县城，驾车经过县城客运站时，看到了副乡长的车上正好下来两个人——果然是王清，两人在路灯下搂抱了几分钟后，依依不舍地道了别。

那个周末，我失眠了两个晚上，流了两天的眼泪。等再回到乡上，看到副乡长与王清刻意保持着距离时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只是个可怜的笨蛋。

2013年11月，寒风肆虐，周武来乡政府上访得愈加频繁了，白老哥无奈地对我说：“冬天他也不好过啊，人一不好过，执念就更重了。”

我觉得周武的执念和我一般，都很可怜，于是就找民政所的张哥搞了一套冬大衣给周武。我给周武披上，对他说：“就算生活再难，也得好好过，想那么多，最后落得个一无所有，不值得。”说着说着，我鼻子就酸了，落下了泪，吓得周武哼哼着跑开了。

冬天，乡政府的办公室有暖气，周武几乎每天都来信访办坐着，有时白老哥下村，周武竟大着胆子摸进了隔壁的司法所。这下王清有意见了。

没过几天，我到站所拿材料，正好撞见副乡长和保安一块呵骂着驱赶周武，周武则不停地将脏兮兮的塑料袋拎到前胸晃悠着，嘴里咕哝着什么。双方僵持了一阵，副乡长突然夺过塑料袋，用力一扔，扔到了乡政府门前一百台石阶下的山脚下。

周武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，跌跌撞撞地跑下山去，捡起塑料袋，又跌跌撞撞地跑上来，中途还捡了块石头。副乡长一见周武这个样子，吓得直往后退，右手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想打电话，保安则大叫着：“快走，他可是精神病！”

我冲到周武身侧，抱住了他的腰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没事了没事了，”周武一把将我推倒，举起石头就要往下砸，我护着脑袋往旁边滚，却发现并没有任何东西袭来。抬头一看，周武正眼神木木地看着我，接着扔掉了石头，掉转身，弓着背，往集镇的方向走去。

副乡长哆嗦着对我说：“想不到周武这个神经病与你倒合得来。”我内心愤怒，但最终只是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副乡长何苦与一个精神病一般见识。”

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，大家私下里都说副乡长人品太差。这让政法委书记很高兴，又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好样的。”

我愈加厌恶他们这类人了。

2013年11月下旬，副乡长终于惹祸上身了。

上一年年末，乡上启动了投资2000多万元的集镇基础设施项目。到了眼下，施工方却出现了欠薪问题，导致50多名农民工涌进了乡政府。

项目款乡政府一直都是按进度正常拨付的，但承包方又把其中的几个项目转给了二老板，二老板又找了施工队，临近年关，二老板拿着钱，手机一关机，不知跑哪里去了。而承包方又一口咬定钱已付给了二老板，不关他们的事，气急了的农民工便到乡政府来讨薪了。

副乡长在院子里安抚他们，但说来说去，都是——“乡政府已经把钱给了承包方，不关乡政府的事啊”、“二老板跑了，大家去报警，警察会立案追究的，大家请回吧”……但农民工们并不买账。

政法委书记一看副乡长焦头烂额就乐了，赶忙跑到信访办，召集司法所、白老哥和我开会——要学习省市的普法工作会议精神。

白老哥问：“农民工堵在乡政府大院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要去调解下？”

政法委书记想也不想就拒绝了：“人家来要工资，是合理诉求，副乡长会解决的，我们瞎操什么心。”

乡派出所的干警、协警全员出动，一共9人分3批散在院子中，但相比身体壮硕的50多位农民工，他们的威慑力实在有限。

副乡长说：“你们的事我转给乡信访办、综治办调解，请大家跟我走。”但十几个农民工堵住了他，打头的几个纷纷说：“我们打听过了，你就是负责项目的人，今天不给我们工资，哪儿都别想去。我们不走，就在这里要工资要定了……”

副乡长见他们越说越离谱，就冲亚尼吼道：“愣着干嘛，还不赶紧把信访办、综治办的那些家伙喊来！王一呢？他妈的，一出事就跑维稳办躲着了！”

亚尼慢条斯理地走到信访办，向我们传达了副乡长的指示，政法委书记瞪了他一眼，“正开会呢，走不开。”接着就打发亚尼走了。

临近中午下班时，院子里依旧喧闹不止。乡长也出了办公室，急冲冲地下了楼。副乡长见到后正想报告，乡长就对他说：“你负责处理好，我有急事要外出。”

乡长一出乡政府大门，就进了一旁信访办所在的小楼。推开门，冲政法委书记吼道：“那边闹得不像话了，你还在这里看戏？还不赶紧去处理。”

政法委书记唯唯诺诺地说：“乡长，我们正讨论怎么调解呢，这不是还没商量好嘛。”

“去现场去商量！你和副乡长全权处理好，千万别出什么岔子，我有事要外出。”说罢，乡长就钻进专车离开了。

白老哥和我终于加入了劝导工作，但这些农民工讨要工资的诉求十分强硬，调解难度很大。临到中午饭点，副乡长让林子到食堂订盒饭，可盒饭送来，却没有农民工们的。

干警、协警、还有白老哥我们几个蹲在院子里吃盒饭时，一旁干看着的农民工们更愤怒了。副乡长本来是打算让农民工们知难而退，但这种赤裸裸的侮辱，只会激化矛盾。我看到，连站在一旁全程不发一言的政法委书记也露出了微笑。

天气寒冷、肚子又饿，农民工们的情绪越来越暴躁了。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50多名农民工彻底爆发了：“今天乡政府必须给工钱，不给的话也要立个字据承诺3天内付清工钱，否则，你们谁都不许下班。”

副乡长冷笑着说：“跟你们说了这不关乡政府的事，再闹事的话，你们就到派出所去坐坐。”

乡派出所长一脸无奈，就那么点人，怎么敢让一大群农民工到派出所坐坐。但干警、协警们还是上前尽量挡在农民工面前，我和白老哥也站在最前沿，一脸冷峻。

人群不断向前涌，冷不丁，一个农民工竟然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水果刀，向着副乡长就冲了过去。电光石火间，只有我离他最近，我想都没想就冲到农民工面前，出手夺刀。刀子割开我的羽绒服，划入我的右臂。我将他撞翻在地，巨大的撞击力让我脑子发麻，他大声喊着“捅死这狗东西”，接着用膝盖猛顶我的腹部，我死抓着他的手，准备承受膝盖的第二击时，好在白老哥按住了他的手和头，一名农民工也上前按住了他的膝盖。

我被人抬到一旁，右臂的血流了一地，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副乡长脸色惨白地愣在原地，王清站在不远处，一脸惊慌失措，不过，望的却不是我。

后来我被车拉到卫生院，简单包扎后又被转到县医院。

住院的一周里，政法委书记代表乡政府来看过我一次，白老哥带着几个同事也来了，还给了300元慰问金。党委书记、乡长，还有被我救了两次的副乡长自始至终都没来看过我。

项目承包方的一名经理代表项目公司来看望我，并送来一面写着见义勇为的锦旗和装了1万块钱的文件袋，说是康复营养费。

出院后，单位给我报了工伤。母亲原本想让我请几天病假休养休养，但我告诉她，我替单位流了血，今年公务员考核得“优秀”的几率很大，我得回乡守着。

回到乡上，我对政法委书记提出，给我申请一个见义勇为的荣誉。但党委书记和乡长都来找我谈话，说这件事影响不好，而且我受的是工伤，不是见义勇为，要我打消这个念头。

2013年12月底，尽管我得的票数最多，但乡领导班子依旧没有定我为优秀公务员。加上原本按照新闻媒体采用数量算的、能翻倍的乡信息稿费奖励，乡长也只同意按上年度的金额发给我。接连受挫，我看着右臂上丑陋的疤痕，恨透了这地方和这些人。

后来，我去了司法所，对着王清流了半小时的眼泪。王清递给我纸巾，告诉我不应该这么懦弱。我低声告诉她，政法委书记老婆来闹的那次，是副乡长给他老婆打的电话，“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又没结婚，为什么不敢公开你们的关系，他只是在和你搞暧昧……”但王清依旧只是笑着。我知道，在她眼里，我成了一个因嫉生恨的小人。

2014年春节前，又一个工作机会找到我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接着很快就进入了手续办理阶段。商调函下来后，我交清了工作，去了县城的一个街道。

2014年5月，副乡长如愿当上了乡党委副书记，年底就结了婚，新娘不是王清。熟识的人都说，他娶的是市人大某领导的侄女，往后的仕途不可限量。

2015年底，他被提拔成了某镇的镇长。

世事果然如此俗不可耐。